《感遇詩三十八首·其十九》鑒賞

　　武則天當政時期，搜刮民財，大規模地在全國范圍內興建佛寺。佛寺的規模超過宮闕。崇佛的工程興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萬人，國庫耗竭，民不聊生。

　　詩人對此義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筆直接指出了武則天，尖銳地諷刺和揭露武則天崇奉佛教，勞民傷財的荒唐行徑，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這首詩的主要特點是用詩來議論時弊。與詩人多次向武則天上呈的那些批評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談的雖然也是政治、社會問題，但不同于一般直陳其事的政論文，它既是政論，但又首先是詩，是詩與政論的結合。

　　開頭四句標舉懦家仁政愛民的思想，抨擊武則天生事擾民的行為。借上古“仁德”之君來諷誡當代胡作非為的君主是中國古代詩歌習用的傳統手法。因此陳子昂開宗明義地為全詩立論：上古道德之君從來不為一己謀利，而是處處關懷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著三、四兩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賢君與暴君的例子，進行正反對比。詩人以懇切而激烈的語氣向當代最高統治者進言：堯一向以節儉著稱，乘坐考究的車子決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該勵精圖治，不去學習萬代稱頌的圣君堯，難道還去效法那亡國之君商紂王建造瑤臺的奢侈行為嗎？這里引入了具體的歷史人物和有代表意義的事物（“黃屋”與“瑤臺”），避免枯燥地直接說理。因而使議論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韻，增強了感染力與說服力。

　　詩人援引佛教主張清凈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窮金玉、興土木、殘生靈，恰恰是悖離了佛家的本意。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據地否定了當事者為自己辯解的借口。武則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權的，她執政后急于欺騙民心，讓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歸。于是奸佞小人趁機而起，投其所好，偽造符箓圖讖，宣揚這位女主是西方彌勒佛轉世，這正迎合了武則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興建佛寺之風愈演愈烈。陳子昂針對此駁斥道：來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凈慈悲為主，愈是清凈愈見佛道的尊嚴；自稱崇佛的人為什么反而要違背佛道，大興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廟這種奢侈行為作為對愛好清凈的佛的尊奉呢？這是全詩的第二處反問。

　　這個反問，比第一個反問更為有力。如果說，前一個反問中還帶有勸導的成分，那末這個反問就完全是怒斥了。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虛偽。“奈何”一詞詰難有力，使對方沒有辯解的余地。

　　“云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以嚴格的工對對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偉規模與奢華布局進行充分的描繪。

　　為了建造高聳云霄的廟宇寺院而將山林砍伐開采殆盡，為了做成金碧輝煌的圖案花紋而搜盡了民間的珍珠寶物，給人民帶來很大的苦難。這里只寫建筑物的巨大耗費，而將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難留給讀者去想象和補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對偶，但已由實化虛，從前面的描寫重新轉入議論。兩句大意是：這些宏大精麗的巧妙工程，看來連鬼神也難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們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這些，耗費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這是全詩浩繁的工程對統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處反問。這個反問由第一處的勸導和第二處的申斥，上升為憤激的控訴了。詩的最末二句：“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統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場，足以造成無窮的后患；玩弄聰明的結果，徒然勞民傷財，使政治更加昏亂。這個結尾正面著筆，慷慨陳辭，說服力極強。以批判昏亂之“道”來呼應開頭所歌頌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結構嚴密，說理透辟，具有很強的批判性和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