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高司諫書》鑒賞

　　內容分析

　　該信由年少事寫起，先說自己對高由聞名到識面，三次懷疑高的為人：一疑未必是個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學問，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聯系高若訥的所作所為得出“決知足下非君子”的結論，確立總的論點。接著為范仲淹辯護，對高若訥的為人進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趨炎附勢的本相時先蕩開兩筆，一說人的剛果懦弱不可勉強，“雖圣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二說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責高若訥現在毀范以為當黜，并以此為榮，文過飾非，“此君子之賊也”。先退后進，欲擒故縱，抨擊更顯厲害。繼而又兩路出擊，嚴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賢還是不賢，對他過去的升遷和現在的貶斥，作為諫臣的高若訥都有責任：“太抵罪在默默爾。”后引歷史事實，說明忠賢奸邪自有公論。再聯系現實抬出當今圣上“進用諫臣，容納言論”的牌子，批評高若訥不能直言的失職行為，并以非諫官的余靖、尹洙的仗義執言作襯托，怒斥他沉默不諫隨人高下的可恥。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對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說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將書公之于朝，甘愿承擔獲罪的嚴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駁斥高若訥對革新派范仲淹的詆毀誣蔑，鞭撻了高若訥趨炎附勢的卑劣行徑，斥責他的所作所為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訥執迷不悟，堅持認為范仲淹當貶，那么就希望他“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一股浩然正氣充溢于字里行間，表現了作者不計利害、維護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貴精神。

　　藝術特色

　　一、反話正說，直砭肌骨。開篇一段，作者以他對高司諫的耳聞傳言展開敘事，寫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其人雖列進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過默默無聞輩。二疑其品節問題。作者坦言他從朋友那里對高司諫的了解，是“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在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論據，“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諫，卻“俯仰默默，無異眾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斷近乎有誤，幾乎已認定高司諫為人人可愛的真君子了。因為高司諫“侃然正色”“無一謬說”的表現，作者雖有疑慮，但內心已傾向于認為高司諫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鋪敘豐厚曲折，然至此筆觸一轉，“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書信里直陳其言，毫無遮掩矯飾，言辭犀利，語鋒尖銳，充分表現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情義激憤的慨然之態。而欲言其弊卻先存疑，波瀾曲折，筆觸激蕩。

　　二、對比敘事，揭其真貌。與其說作者對范仲淹充滿同情之心，不如說作者在心底潛隱著“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這段判詞，顯示出作者對范仲淹的推重與賞識。正直之人反遭貶黜，剛直本性不得伸展，這已使有識者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諫之流，卻要翻白為黑，落井下石，助紂為虐，令人激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來推斷，庸人惜身自保，無可厚非；但如高司諫者卻要“昂然自得，了無愧畏”，詆毀賢能，以其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賊”了。層層推理，婉曲中顯現出綿長透辟的說理風格，讓人無可辯駁，無可回避。在事理對比中，人格與品節的高下、尊卑，道義與情感的價值評判，真實與虛假的對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窮究其理，無可遁形。作者綿長的說理論證風格還表現在他能夠將道理條分縷析，于細微處見深厚的筆力。他依理說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與超群的才能，并以此來反責高司諫：“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節不當，卻能在朝為官多年，你身為朝廷諫官，豈不有失職之實？而當其為皇帝‘驟用’之際并無諫諷之語，一旦官事頹敗，卻又刻意逐賢，不正是諂媚權貴以自保、詆毀賢人以自高嗎？”作者義正詞嚴，理據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論說家考據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