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昔西池池上飲，年年多少歡娛。

　　這是作者和舊游離別后懷念往日汴京生活的詞。

　　首句“憶昔西池池上飲”，就點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稱西池，為汴京著名名勝，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車馬喧闐，極為繁盛。作者回憶當年和朋友們在此飲酒，有多少歡娛的事值得回憶。晁沖之的從兄晁補之是“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之一。晁沖之本人與蘇軾、蘇轍及“四學士”不但在文學上互相來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屬于所謂舊黨體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間。這時舊黨執(zhí)政，晁沖之與“二蘇”及“四學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飲酒。他們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歡聚一起，縱論古今，何等歡樂。

　　種種樂事都濃縮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憶，無限留戀。但好景不常，隨著北宋新舊黨爭的此伏彼起，他們的文期酒會也如云散煙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上臺，蘇軾等人各有晉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親政，新黨再度上臺，章惇執(zhí)政，排斥舊黨。同年八月，蘇軾被貶定州。哲宗紹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蘇”及“四學士”先后相繼連續(xù)被貶。晁沖之雖只作了個承務郎的小官，也被當作舊黨人物，被迫離京隱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縣東）。從此，當年的詩朋酒侶，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沖之在隱居生活中對舊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懷，時深眷念。朋友們已不能像往年一樣在西池池上飲酒了，如果能憑魚雁往來，互傾積愫，也可聊慰離懷。然而不能夠。

　　“別來不寄一行書。”昔日朋友星離云散之后，竟然雁斷魚沉，連一行書也沒有，意似責備朋友之無情，但這里的“不寄”似應理解為“不能寄”，因為這些被貶謫的人連同司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黨籍”到了貶所，還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員的監(jiān)督。如再有結黨嫌疑，還要追加罪責。在新黨這種高壓政策統(tǒng)治下，所謂舊黨人物惟有潛身遠禍，以求自保。哪里還敢書信往來，互訴衷腸，給政敵以口實呢？

　　“尋常相見了，猶道不如初”。這兩句似是假設語氣，“尋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為前三句已由過去的得意、聚合寫到當時的失意、分離，在結構上似乎不致忽然插進兩句倒過去又寫聚合相見。這兩句是說，像當時各人的政治處境來說，即使能尋常相見，但都已飽經風雨，成了驚弓之鳥，不可能像當初在西池那樣縱情豪飲，開懷暢談，無所顧忌了；只能謹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過政治風波沖擊、飽經患難的人對此當有深刻體會。

　　下片講當時生活和心情。“安穩(wěn)錦屏今夜夢，月明好渡江湖。”“安穩(wěn)”二字頗有深意。經過了險惡的政治風波之后，作者感到只有在家居錦屏中才覺得安穩(wěn)，沒有風險，朋友既無由見面，又音信不通，那么，只有趁今夜月明，夢魂飛渡，跨過江湖，飛越關山，來一次夢游。李白在夢游天姥時，不是曾說“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嗎？只有夢，不受空間的限制，也不受政治的影響，可以自由飛渡。這說明一個遭受政治打擊的善良的知識分子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情。

　　“相思休問定何如。情知春去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jié)，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后，管得落花無？”這是設想月夜夢中重逢的話。論理，久別重逢，應暢談彼此別后景況，為什么反而“休問”？實在是因為彼此遭遇相同，處境相似，“同是天涯淪落人”（白居易《琵琶行》），彼此互問情況，徒增傷感而已。春天已經過去了，落花命運如何，還管得著嗎？春天，是借指政治上的春天，也就是舊黨執(zhí)政的元祐元年至元祐八年他們春風得意的這段時間。“落花”，比喻他們這些像落花一樣遭受政治風雨摧殘的故舊。用比喻手法，更覺形象鮮明。用問句作結，提出問題百不正面作答，將答案留給讀者去作，意味尤為雋永。

　　這首詞由歡聚寫到分離，由分離寫到夢思，由夢中相見而不愿相問，歸結到春歸花落，不問自明。筆法層層轉進，愈轉愈深，愈深則愈令人感慨不已。內容傷感凄楚而情調開朗樂觀，這是這首詞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