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香。

　　《捕蝗至浮云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共有兩首，這是其中的第二首。這組詩是1074年（熙寧七年）八、九月間，蘇軾將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是年，蘇軾三十九歲。他的弟弟蘇轍（字子由）時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咸淳臨安志》：“浮云嶺，在于潛縣南二十五里。”（于潛，浙江境內的縣，在臨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蘇軾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災害，所謂“止水之禱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吳山》）。1074年，京城以東因干旱鬧蝗災，“余波及于淮浙”（《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蘇軾因捕蝗至于潛，作此二詩寄給蘇轍，以抒發自己的抑郁之情。

　　這一首著重寫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點明時令、景物。重陽將近，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紀行。蘇軾久不登山，這次為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云嶺，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處在壯年，豪情未減，偶爾喝一杯村酒，仍覺得精力有余。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一天的疲勞，暫時忘卻，頓覺寵辱不驚，夢魂安穩；然而，這片刻的安閑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那時局的動蕩，黨派的傾軋，仕途的艱險，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他奔走呼號、欲訴無門的憤懣……這一切，涌上心來。詩人用“人間憂患長”五字加以概括，表達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全詩經此兩度抑揚，聲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

　　結尾緊承“人間憂患長”意，他想到此時這種疲于奔走、形同廝役的處境，忿忿然說：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從此遁去，至于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著再來和我討論了！《后漢書·周燮傳》載：，一個叫馮良的人，三十歲，為縣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恥在廝役，因毀車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為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家里人滿以為他死了，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蘇軾用此事，也和此時山行疲苦、情緒不好有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是孔子的教訓。在封建社會里，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蘇軾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兩年多以前，蘇軾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中就說：“眼前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去未能。”說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貪戀君恩，未能決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蘇軾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沁園春》詞又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認為出仕或歸隱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天秤偏到那一端了。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理蝗余”的積極態度表面上矛盾，其實不然。在蘇軾的思想上，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烏臺詩案》提到“獨眠林下”這四句詩時，蘇軾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正是蘇軾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變法在歷史上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給農民帶來了不利。因此，不能因為蘇軾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這兩首詩，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這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沖擊，抑揚頓挫，感慨遙深，用事精切，寫出了內心深處的難言之情，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別真切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