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舊彭澤懷陶令

　　開篇二句，一般均以為是釋陶令名字之義，即雖想潛藏而不能逃于淵。然而這樣解釋與下文意思不連貫。南宋吳仁杰《陶靖節先生年譜》謂深眇則易潛居，如果潭淵明澈見底，就無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為潛。山谷此處用《莊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說陶淵明本是一世豪杰，但為彭澤令僅八十多天就棄官歸隱了。山谷稱他為“一世豪”是言之有據的。他少年時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時常嘆惜“有志不獲騁”，老年時代猶“猛志故常在幫，可見平生抱有經世濟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跡不任了，山谷認為是由于意即司馬氏的東晉王朝，此時已如冷卻之灰燼，而劉裕則已擅政治，軍事之大權。劉氏擅權，亂世無道，所以向令就決意沉冥了。山谷以蜀莊來比陶令，頌揚其能保持高風亮節。

　　山谷這樣稱頌陶令是以某些史書作根據的。沈約《宋書·陶潛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作為陶侃后裔，他依戀舊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約此說早就有人表示懷疑。陶令在晉安帝義熙元年（405）自彭澤辭官歸田時，劉裕剛以一個地位不高的武將，臨時被推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晉、宋易代之時（420）還有十五年。不能說他辭官的原因就是“恥復屈身異代”，即使他當時對劉裕不滿，也不可能預見劉裕將來篡晉的結局。山谷博聞強識，熟悉史乘，其取沈約說是蔽于儒家忠孝觀念。山谷此說對后世頗有影響，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憤”來解釋陶令后期的作品，是與山谷此詩分不開的。

　　“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詩意是說陶令在晉時名潛字淵明，劉裕篡位后即以淵明為名，更號為元亮，自別于晉宋之間。吳仁杰《陶靖節先生年譜》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隱逸傳》的“潛字淵明”之誤。實際上陶令在晉時名淵明，字元亮，在宋時始更名潛，仍字元亮。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顏延之的《陶征士誄》曾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既以陶令為晉臣，則宜用其舊名淵明。顏延之與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誄》，用名不應有誤。山谷以“慮憤”目淵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說法。陶令在晉時已號元亮，而山谷卻生出“更始號元亮“一說，這是為了借題發揮，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說陶令更號是欲以蜀漢丞相諸葛亮自比，要興復漢室，漢、賊誓不兩立。但晉宋易代，諸臣競相趨附，陶令看到向于舊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雖說是凄苦，但他仍然“骯臟”，即剛強不屈。山谷惋惜當時無益州牧，即劉備，淵明遂不能成就諸葛亮的勛業。在中國文學史上，山谷此詩首次以諸葛亮比淵明，實屬創見。清代詩人龔自珍亦云“淵明酷似臥龍豪”，可以說是從此詩得到啟發。

　　淵明雖一心忠于本朝，但歲月流逝，壯志未酬，只有好詩流傳下來。淵明的詩文，在南朝時并不受重視，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贊譽。其文名至宋而極，蘇軾追和陶詩百余首，稱為曹劉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詩，稱其為“落筆九天上”。由于尊崇淵明的“忠憤”和詩文，故山谷云：這就是說，古人中有許多可與之為友，其中以淵明為最。尚友說出自《孟子·萬章下》的話，可以說是山谷寫此詩的圭臬，意即上與古人為友，要讀懂他的詩文，必須了解他的為人，了解他所處的時代。經過全面考察，山谷認為淵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應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禮也就免了。結句是說自己仿《楚辭·招魂》，寫此詩是為了召喚淵明的靈魂。

　　宋人魏泰曾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旬雖新奇，面氣乏渾厚。”（《臨漢隱居詩話》）他與山谷是同時代人，上述的一段話雖貶黃詩，但用來評論山谷此首懷陶令詩的得失，卻大體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