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

　　《卜居》是《楚辭》篇名。王逸認為屈原所作﹐朱熹從其說。近世學者多認為非屈原作﹐但也還不能作定論。篇中寫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復見”﹐為此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就前去見太卜鄭詹尹﹐請他決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惡顛倒的一連串疑問﹐然后詹尹表示對這些疑問“龜策誠不能知事”﹐只好說“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顯然﹐《卜居》并非真的問卜決疑之作﹐只不過設為問答之語﹐以宣泄作者的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等﹐形像鮮明﹐而且音節嘹亮﹐對比強烈﹐體現了激憤的情緒。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對問體﹐凡提八問﹐重重疊疊而錯落有致﹐決無呆板凝滯之感。后世辭賦雜文中賓主問答之體﹐實即濫觴于此。

　　《卜居》記述了屈原對人生道路的堅定選擇，顯示了一位偉大志士身處黑暗世道的錚錚風骨。也許因為構成全文主體的，乃是詩人自己言論的緣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為屈原。即使是偉大的志士，也并非總是心境開朗的。不妨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他們的個人遭際，關聯著國家民族的命運，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寧和騷動。其痛苦、憤懣的抒瀉，也帶有更深切的內涵和遠為強烈的激情。屈原正是如此。當他在《卜居》中出現的時候，已是強諫遭斥、遠放漢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謗”，能無哀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報效家國之門，能不痛苦得“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本文開篇描述他往見鄭詹尹時的神思蕭散之狀，正告訴讀者：一種怎樣深切的痛苦和騷動，在折磨著這位哲人的心靈。

　　這痛苦和騷動的展開，便是構成全文主體的卜問之辭。篇目題為“卜居”，可見卜問的是有關安身立命的大問題。而當詩人發出“寧……將……”的兩疑之問時，顯然伴隨著對生平遭際的莊肅回顧。因而誦讀這節文字，只有聯系屈原的崎嶇經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間的情感推涌和漲落。

　　“吾寧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這莊嚴的回顧，似于是從青年時代的修身立業開始的。思緒悠悠卻又突兀而問，平靜中帶著自信，突兀中夾幾分焦慮，表現的是一種志在興邦，而急于有所作為的青年之思考和選擇。接著的“吾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權貴）以成名乎？”則又情緒激昂起來，于自信中汩汩涌騰出一派傲氣——正如屈原在《桔頌》中就驕傲表述的，他“蘇世獨立”、“廓其無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來實現“誅鋤”天下“草茅”的壯愿，而決不愿向腐朽的權貴攀附、折腰！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國政壇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選擇。這與當時的許多紈袴子弟，為了實現個人對名位、富貴的企盼，而奔走鉆營于王公大人府邸，構成了何其鮮明的對比！

　　到了“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緒，大抵已回顧到他擔任楚懷王左徒時期。當時，詩人正以“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離騷》）的滿腔熱忱，投身于振興楚國、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時也就與朝中的舊貴族勢力發生了直接的沖突。卜問中由此滾滾而發的兩疑之問，正成了這一沖突景象的驚心寫照：一邊是屈原的“竭知盡忠”，“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一邊則是貴族黨人的“競進貪婪”，不惜走后宮“婦人”（懷王之妃鄭袖）的門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談獻媚，換取權位和私利。一邊是屈原“廉潔正直”，為楚之安危強諫懷王，甘冒“正言不諱以危身”之禍；一邊則是貴族黨人“突梯滑稽”（圓滑討好）的巧言令色、顛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傷和讒毀。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懷王暴怒“放流”，就正發生在這十數年間。當詩人回顧這一段遭際時，胸中便充塞了無量的悲憤。兩疑式的發問，因此挾帶著怫郁之氣排奡直上，正如陣陣驚雷碾過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為之震懾。兩種絕然相反的處世哲學的尖銳對立，在這節鋪排而出的卜問中，得到了鮮明的表現。

　　在如此尖銳的對立中，屈原的選擇是孤傲而又堅定的：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一條為國為民的獻身之路，愿效“騏驥”的昂首前行和“黃鴿”的振翮高翥，而決不屑與野鳧“偷生”、與雞鶩“爭食”！但這選擇同時又是嚴峻和痛苦的，因為它從此決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劇命運。忠貞徙倚山野，邪佞彈冠相慶，楚國的航船觸礁桅折，楚懷王也被詐入秦身死！處此“溷濁而不清”的世道，詩人能不扼腕嘯嘆？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憤懣、最奇崛的悲呼之語：“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佞的囂張、朝政的混亂，用“蟬翼”的變輕為重、“瓦釜”的得意雷鳴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驚！全篇的卜問以此悲呼之語頓斷，而后發為“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的愴然嘯嘆。其勢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帶著巨大的余勢跌落。其間該蘊蓄著這位偉大志士，卓然獨立、又痛苦無訴的幾多哀憤！

　　這就是構成《卜居》主體的卜問之辭，從形式上看，它簡直就是一篇直詰神明的小《天問》。但由于《卜居》所問，均為詩人身歷的現實遭際，其情感的抒瀉就不像《天問》那般舒徐，而是與自身奮斗道路的選擇、蒙讒遭逐的經歷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帶有了更大的力度。其發問也不同于《天問》的一氣直問，而采取了“寧……將……”的兩疑方式，在對立鋪排中摩奡震蕩，似乎表現出某種“不知所從”、須由神明決斷的表象。但由于詩人在兩疑之問中寓有褒貶筆法，使每一對立的卜問，突際上都表明了詩人的選擇立場。如問自身所欲堅守的立身原則，即飾以“悃悃款款”、“超然高舉”、“廉潔正直”之詞，無須多加探究，一股愿與慨然同風的正氣，已沛然彌漫字行之間。對于群小所主的處世之道，則斥之為“偷生”、“爭食”，狀之為“喔咿儒兒”、“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與辭鋒銳利的嘲諷勃然同生。與對千里之駒“昂昂”風采描摹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對與波上下之鳧“氾氾”丑態的勾勒——其間所透露的，不正是對貴族黨人處世哲學的深深憎惡和鞭撻之情么？明睿的“鄭詹尹”對此亦早已洞若觀火，所以他的“釋策而謝”，公然承認“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達了對屈原選擇的由衷欽佩和推崇。

　　寓詩人的選擇傾向于褒貶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兩疑之問發之，是《卜居》抒瀉情感的最為奇崛和獨特之處。正因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靈，就并非是他對人生道路、處世哲學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濁、是非顛倒中，志士風骨之錚錚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嚴峻選擇，不只屈原面對過，后世的無數志士仁人千年來都曾面對過。即使在今天，這樣的選擇雖然隨時代的變化而改換了內容，但它所體現的不墜時俗、不沉于物欲的偉大精神，卻歷久而彌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讀一讀《卜居》無疑會有很大的人生啟迪：它將引導人們擺脫卑瑣和庸俗，而氣宇軒昂地走向人生的壯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