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戀花·窈窕燕姬年十五

1906年初，王國維從蘇州的江蘇師范學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學部圖書局任職。因一時尚難安定，故與羅振玉之婿劉季英——《老殘游記》作者劉鶚之子，同住在羅振玉家。羅家有個男仆叫馮友，喜歡上一個旗人洗衣女子，這女子也常去羅府。劉季英便戲吟出兩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慣曳長裾，不作纖纖步。”可能一時沒寫成，也可能后來失了興致，這兩句就一直被壓在硯臺下面。王國維偶然看到這兩句，覺得寫得很有神韻，當然他也知道這兩句背后的故事，據此足成《蝶戀花》一首（參龍峨精靈《觀堂別傳》）。詞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慣曳長裾，不作纖纖步。眾里嫣然通一顧，人間顏色如塵土。

　　大概在這首詞創作后不久，王國維就將其編入《人間詞甲稿》，發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這也是少數寫于北京卻被收入甲稿的詞作之一。后來，王國維應吳昌綬之請，將之前發表的《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進行刪訂整合，并補充甲乙稿發表后所寫，手寫一本《人間詞》，這首《蝶戀花》仍在其中。

　　龍峨精靈即劉蕙孫，乃劉季英之子。因為有了劉蕙孫的追記，使得這首詞的本事變得很明確了。雖然劉蕙孫在后來寫的《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一文中關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變化，譬如與馮友的關系便沒有再提，旗女的身份雖然沒有變，但前者說是洗衣女子，后來說是一家賣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關于這首詞的創作，也變成劉季英與王國維因為經常同時出門，總是看著這個大腳的旗女，便起了調侃之心，劉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為靜安所賞，但劉季英無力或無心成篇，遂將此二句奉送靜安，數日后，靜安續成此詞。

　　其實，劉蕙孫后來的文字刪去了旗女與馮友的戀愛關系，對于解讀這首詞倒是更稱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稱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齡，可能與婚戀有關以外，此詞本身并無愛情方面的直接描寫，若因為劉蕙孫早期的文字而強作聯想，也許語境就被刻意支離了。

　　無論是根據劉蕙孫的追記，還是直接勘察語境，此詞的核心都是描述這位旗女的“天然”之態。“天然”的具體表現有三：其一，身材長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樹亭亭花乍吐”，都是狀其身姿有一種自然風韻，而“亭亭”二字，尤可見其身材之修長；其二，舉止自然大方，如“慣曳”二句，一方面寫出了旗人慣常的裝束，更以“不作纖纖步”表現出此女并未如漢族女子一般裹腳，而是一種天足，因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纖纖之態了。蕭艾說：“‘慣曳長裾’，旗裝也。‘不作纖纖步’，天足也。唯賣漿旗下女子，足以當之。”（《王國維詩詞箋校》）是契合詞境的。“曳”長裾正是為了便于放開步履，再綴一“慣”字，可見其素來天足大步之習慣。特以“不作”二字，狀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實有藐視傳統的意味，因為“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來將纖纖細步視為女性柔婉品性之體現。其三，笑容燦爛之美。“嫣然”是描寫其笑靨迷人之狀。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之句，《文選》注即以“笑貌”來解釋“嫣”字，陽城、下蔡皆為古地名，宋玉極言其笑容之美在當地引起的關注和震動情形。

　　王國維寫這種“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寫之外，還非常注重對比的寫法。

　　上闋是將旗女與“人間”的女子群體作對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現，就覺得其他女子不堪與比，黯然失色了，因為那種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脫俗。這一層對比其實已經將旗女之美拔出在眾女之上。“通一顧”即仔細看一遍的意思。陳師道《小放歌行》詩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這首詩素被視為是陳師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盡力展現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簾通一顧”了，目的是讓“君”看分明。王國維當然不一定就是這個意思了。陳師道詩之“通一顧”乃自炫之意，王國維詞之“通一顧”不過是為了與人間的美女更多地進行比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顏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長恨歌》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人間這些平常看來頗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見絀，可見此旗女的美確實不同凡響。

　　下闋則將燕姬與吳娘進行地域性的對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詩十九首》即有“燕趙多佳人”之句。而吳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蘇州一帶的女子。王國維此詞雖然作于北京，但也是從蘇州離開不久，故吳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蘇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憶江南》有“吳娃雙舞醉芙蓉”之句，極力形容吳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細腰，此細腰往往非天然長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訓練而成，故此細腰多失自然之美。《韓非子》即有“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之說，可見此細腰背后其實飽含著心酸。且吳娃雙舞，多因酒宴助興而起，為取悅客人，自是極力表演。而一旦與“表演”有了關系，“天然”的韻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國維《留園玉蘭花》也有“窈窕吳娘自矜許，卻來花底羞無語”之句，這種“矜許”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雖或因一時之興，曾當吳娘面夸其舞藝精湛，而吳娘遂因之更加賣力，渾然忘卻“天然”之美實遠在表演之上。

　　“除卻天然，欲贈渾無語”乃是對此旗女的點睛之筆。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國維真是用盡筆墨，在鋪張中強化，在強化中點題，將一個長相出眾、身姿綽約修長、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來。這樣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詩詞中其實是并不多見的。劉季英和王國維固然是因一時之興而作，或不無雅謔之意，但客觀上呈現出來的這一種女性美卻也一新耳目。

　　如果僅從字面上勘察這首《蝶戀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圓融自如的。劉季英或許只是欣賞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體態的描寫上。而王國維不僅用對比的手法將此旗女之美予以強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這種美之特質，則說此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國維的審美觀，當然是合乎情理的。陳永正說：“本詞也可以作一篇詞論讀。”（《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葉嘉瑩認為此詞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潛能，“很可能是王氏將自己的為人修養與論詞之見解的兩種抽象情思化為具象之表達的‘造境’之作”（葉嘉瑩、安易《王國維詞新釋輯評》）。而在我看來，這首詞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詞論，而完全可以視為在審美觀念上以“天然”為旨歸的一篇文學通論。參諸王國維其他論詩詞曲之語，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

　　王國維對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見乎詞。他在《宋元戲曲考》中曾將元曲視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又說：“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于元曲。”可見，“自然”乃是王國維對文學經典的一種基本認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為那些作者在創作雜劇時，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譽，也沒有如司馬遷一樣要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后人”（《報任安書》），以獲后世之共鳴。“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乘興而作，是他們筆下文字自然真實、活潑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戀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賞，而是一種乘興的姿態，故深得王國維欣賞。

　　比《宋元戲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間詞話》，雖然以境界說馳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關于造境與寫境之分，寫境本自然而來，造境也必合乎自然，這是王國維明確要求過的。他評價姜夔的詞雖然“格韻高絕”，但畢竟讀來如霧里看花，終究相隔一層，他把“不隔”作為詞之審美的基本標準，也是心中懸著“自然”的緣故。清代詞人納蘭性德被王國維視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原因無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論這些具體品評，王國維關于“大家之作”的總結性意見，也不過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三句話而已，而每一句都關合著“自然”的要義。明乎上述種種，可見王國維對“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貫的，則其對生活中所遇見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會多一份關注和青睞，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為他反對“矯揉妝束之態”，則其對吳娘善舞卻為腰肢所誤，自可對應來看。

　　《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皆撰于此《蝶戀花》之后，我們固然可以將此二書對自然之美的推崇視為是《蝶戀花》對“天然”之美特加賞愛的延續。但若由《蝶戀花》一詞追溯其源，則王國維此前所撰《文學小言》一組17則，就特別值得關注了。

　　作為早期文學觀念的集中表述，王國維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也”之說，而所謂“游戲”，就是排除了利祿的誘惑和刻意修飾的藝術。所以在王國維的語境中，“的文學”“文繡的文學”，都不是真文學，因為其背離了“游戲”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蘊尤在“真實”二字。真實既是一種人格體現，又是一種藝術傳達。王國維把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四人作為中國文學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偉大之文學”中包含著“高尚偉大之人格”。這種文學與人格的合一，在藝術上的重要體現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實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辭人便不免愈趨而下了。

　　很顯然，《文學小言》的文學觀念，在這首《蝶戀花》中有著生動的回響。王國維以一個旗女的“天然”之美，與有著“妝束”“文繡”嫌疑的吳娘之舞對照而言，再度將“自然”之韻致彰顯出來，并在此后的《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中繼續拓展深化這一話題。由這一理論的演繹過程，也可見出《蝶戀花》一詞在這種審美思想前后綰合中的特別意義。